当前位置: 首页 » 资讯 » 人才动态 » 正文

杨建新:“走了一个圈”的临床医学科学家

发布日期:2020-12-25   来源:同写意   浏览次数:0
核心提示:杨建新说,如果非要给自己定性,他是一个真正的临床医学科学家(Physician Scientist)。他从临床医学的背景开始,先在世界一流
 杨建新说,如果非要给自己定性,他是一个真正的临床医学科学家(Physician Scientist)。

 

他从临床医学的背景开始,先在世界一流的实验室进行极其严格的基础研究(博士及博士后研究),再到药厂从事关于药物研发的基础研究而后又到转化研究,之后回到临床研究。“我整整走了一个圈”,他表示。

 

640.webp.jpg

 

/01/

“走得比较快”的博士+博士后

 

杨建新的临床医学背景要追溯到他的大学本科湖北医学院咸宁分院。

 

“那是一个很小的学校”,他回忆道,“我刚上大学的时候,连26个字母都还写不全。”

 

由于历史原因,当时他师从的老师们都是从湖北医学院本院或者同济医科大学下放而来的基础深厚的老教授。“不管是教学,还是教人,他们都非常好,对我后面的发展起着很大的影响。”

 

这些老教授们在他心中悄悄种下了一颗种子,不断指引着他:“我想做事,成为一位名家。”当时学校对他们要求非常高,早自习、晚自习、无数的考试,所有人都在努力地学习。由于大学时期逐渐积累的基础,以及他个人的勤奋及高标准,使得他在后面的路上走的比其他人快,也走的更远。

 

“出国是我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他表示,“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临床研究,在国外的经历让我就像登山者一样到达顶峰,站在了群峰之巅,观其广阔,知其纵深。这一点非常重要。它让你以后做的每一件事,都可以有个坐标,知道自己在哪个水平,需向什么方向前进。”

 

1991年,杨建新留学美国,在诺贝尔奖获得者Drs. Michael Brown 和 Joseph Goldstein实验室从事博士研究。他当时的研究阐释了膜结合转录因子SREBP1与2调控脂肪酸/胆固醇合成以及LDL受体表达的作用机制,这一重大成果在世界顶尖学术刊物发表并被录入权威教科书。

 

这一件事也是他一生骄傲的成绩之一。“那是我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最高峰成就了。”

 

完成博士研究后,他在1995年8月进入了哈佛大学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博士后研究。

 

“三年半的博士,三年的博士后,加起来六年半的时间,我走完了一般人至少要用八年才能走完的路。”他觉得自己属于“走得比较快的”。

 

/02/

闲不住的情怀

 

从哈佛出来后,杨建新就进入了药企工作。

 

他第一份工作的药企当时名叫Tularik(杜拉瑞克),他在其中担任肿瘤基因组科学家。在这里,他为公司达成了两次非常重要的商务合作,公司也从一个普通的创新药公司变成了一流的创新药物公司,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这两次商务合作分别是与Medarex公司及安进公司的核心战略合作,价值超过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后来,安进在杜拉瑞克尚未有产品上市的情况下,就花费了十多亿美元收购了它。期间,杨建新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并获得了9项专利。

 

再后来,杨建新离开了已经成为安进的杜拉瑞克,到了辉瑞,担任资深首席科学家。在辉瑞,他建立了第一个肿瘤与免疫转化医学实验室,支持整个肿瘤及免疫研发管线的转化医学研究。

 

在辉瑞的工作比较舒服,但杨建新却“抱怨”:“闲得要死。”这种清闲并没有让他特别高兴,他总在找事情做,尝试很多其他的东西,诸如打球、滑雪,甚至花时间去研究种菜、修房子。“但仍然没有让内心真正的充实过。”当年根植在心中的那份情怀,不断驱使他探索自己的人生价值。“就是还想做点事。”

 

然后,他就进了国际知名的CRO公司——科文斯,任临床肿瘤医学总监,负责一到三期的国际临床试验,与全球一流的药企打交道。在CRO公司的工作经历与药企完全不同。

 

CRO的工作属性决定了他必须了解、熟悉整个临床研发过程,并掌握整个过程中的每个环节、每个角色的作用。 “在CRO公司的经历开拓了我的眼界,也让我对临床团队的运作有了直观的认识,这对我后来回国建立自己的临床团队帮助非常大。”他表示。

 

然而,科文斯忙碌的工作也没让他那颗一直暗藏情怀的心平静下来。2014年初,百济神州的董事长王晓东找到了他。

 

他还记得,那是在旧金山的渔人码头,百济神洲的创始人王晓东在那里请他吃饭,邀请他回国。

 

那时候,杨建新已经在美国学习、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当他准备离开科文斯时,美国也有很多公司曾向他伸出橄榄枝。他可以选择不回国,美国的生活足够好了。但他总想着怎样去做点事,才能让自己一辈子活得有意义。同时,他骨子里传统中国士大夫“功成名就”的想法也在跳动。

 

  “像我这样专业背景的人,在美国能找出个百十来个,但如果回到中国,估计就是十个以下了,能对中国的药物研发事业做出更大影响与贡献。” 再加上,杨建新当时已经40多岁了,“这个年龄,再不回中国做点事,可能就一辈子都不想了。”中国人的“根”又在他心中的天秤上添上了不轻的重量。

 

在酝酿了将近8、9个月后,杨建新决定回国。

 

/03/

回国面临的三大挑战

 

回到国内,杨建新很快发现他面临巨大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中国的整个临床研究环境与国外的差别,无论是对临床研究的认识,还是该怎样做的标准,差别都很大。比方说I期临床,这本来就是探索性的,属于放开的地方,他发现一些中国研究者可能过于谨慎而影响了进度。

 

第二个挑战是人。

 

“临床试验经验的人才,在中国缺口不是一点点,不仅在数量上差很多,与国外的专业人士在质量上的差距也很大。”他指出,在美国主导临床研究的,大多数是经历过医学与生物科学训练的MD,PhD双博士(即所谓的临床医学科学家),从知识、经验、能力上都和国内的差别很大。

 

在国内两次组建团队的经历,让杨建新感受到招人的困难。第一次,他在百济神州组建了一支拥有30余位临床开发、项目管理与运作、医学和安全监察以及数据管理方面的高效的临床开发团队。第二次,在不到两年内,他在基石药业公司管理层与人事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建立起一个70多人的大临床团队,且队伍在不断壮大中。

 

这两次经历的困难程度之大一度在后来让他将其视为自己一大成就。“怎么样把这些优秀人才吸引过来、磨合到能真正有效地开展临床试验,并且让他们能够在遵守标准流程的基础上有想法、有创新,同时把项目做快做好,这真的很不容易。”

 

他强调,这是一个过程,需不断的沟通交流,施加影响。所以,还得有教书育人的心态。”同时,也希望他团队里的人在经历了这些后,能在专业能力上得到巨大的提升,从而正面影响其职业生涯。

 

第三个则是相对于美国这样的成熟市场,中国的药物市场对创新药会带来怎样的回报,依然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这些不定因素会严重地影响中国临床开发的策略。也正因为如此,在产品开发计划时,就需要将这些不确定性因素纳入考量,制定一个均衡安全的开发策略。“这样将来成功的把握也会大很多。”他表示。

 

/04/

为什么能走得这么快?

 

杨建新自2014年担任百济神州高级副总裁和临床开发部负责人,全面领导百济神州的临床开发团队。

 

主持肿瘤领域的临床开发工作以来,仅两年半的时间,就开展和管理了十多项国际性与全国性的临床试验,完成PD-1单抗、BRAF抑制剂、PARP抑制剂以及BTK抑制剂(包括单药与联合治疗)4个候选药的首次临床试验,收集到了关键性的安全与有效临床数据,达到了药物临床概念验证。这些临床试验的相关数据在接近十次国际行业大会上进行演讲与展示。

 

“这里面有第一个源于中国的PD-1,它第一次进入国际的临床是我做的,而且证明它是一个很好的PD-1;这里面还有全球第三个、中国第一个BTK抑制剂,而且,这可能是目前业界最好的BTK抑制剂;还有中国第一个PARP抑制剂,也证明了它至少不比竞品差。”

 

这些,再加上后来他到基石药业后,做的中国第一个全人源全长的PD-L1一起,都成为了杨建新心中让自己骄傲、自豪的成就。而百济神州也因此成为了当时中国最有前途的生物创新公司。随后,百济神州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因此也挣了一点钱,那是个意外。”他笑言。

 

百济神州在美国上市后,临床研发团队大规模地向美国发展,而从美国归来的杨建新并不想再回到一个跨国公司。于是,他离开了百济神州,开始了新的征程。这一次,他最终选择了基石药业。

 

“当时才刚刚7、8个人,但它有丰富的肿瘤产品线,也有一笔很大的融资,有CEO人选。”杨建新规划着,“如果我来,可以重新组建临床团队,把它的产品做起来,尽快使中国广大的肿瘤患者受益。”而且,在杨建新看来,基石药业没有包袱,即没有已经在做的临床试验的数据包袱,也没有人事包袱。“总之,轻装上阵,想怎样做就怎样做。”

 

到了基石药业之后,杨建新继续他的“快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开展多个创新性抗肿瘤药物的临床试验,包括靶向和免疫抗肿瘤药,进而将基石药业研发管线推向国内与国际市场。“我们还引进了四个产品,准备在国内开展注册临床试验。”他补充。

 

据了解,基石药业目前已有14个肿瘤项目在研发中,并且有8个已经或即将进入临床阶段,产品有PD-L1, PD-1, CTLA4, MEK, IDH1, KIT and PDGFRα, FGFR4, RET等,其中包含了3个关键注册临床研究,涵盖了多个在中国人群中高发的癌症适应症。

 

另外,就在上周结束的ESMO会议上,基石药业也有幸在公布了令人期待的一期临床研究的初步数据。同时,他们不仅在澳大利亚开展3个国际临床项目,PD-L1、PD-1也于近日获得美国FDA批准,将在近期启动临床研究。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能让杨建新无论在百济神州,还是基石药业都能走得那么快?

 

他打了个比方:一个已经在上海生活了50年的老上海人,可能对上海的大街小巷都非常熟悉,哪怕城市变化再快,他也只需要在自己熟悉的地图上“更新”一下信息。如果有什么地方新建了什么,老上海人会马上反应过来,那里原来是什么,周边还有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建……

 

同样的,杨建新已经在肿瘤领域打拼了几十年,日积月累的知识与经验,让他能快速地判断每一个信息,并有针对性地应对或做好应对的准备。

 

他直言,目前中国的新药研发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而在世界最高水平工作过的他,许多事情做起来并没有多大难度,除去需要与第三方协调推进的事情外,他及团队只需要将自己的临床开发策略与方案设计尽可能做到完美,并在执行过程中使各部紧密衔接、减少反复,速度自然就快了。

 

“等再过3、5年,把me-too、me-better做完了,开始做first-in-class了,真正的竞争才开始。”已经提前想到3、5年后前景的杨建新,非常清楚如何为下一阶段做好准备。

 

专家介绍:杨建新,医学博士、分子遗传学博士,基石药业首席医学官,临床开发与注册高级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