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多家大医院缺血已成常态 互助献血暗藏"有偿献血"

中国医药化工网11月3日讯

      在北京一些流动人口聚集的地铁站、城中村、网络上的兼职工作群中，“有偿献血”的小广告并不少见。在一些大医院的住院部和病房内，为急需用血的患者提供互助献血的小卡片也不时闪现。我国《献血法》规定，国家提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血，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献血。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北京，一些“血头”在医院临床用血紧张时，借互助献血的名义，安排卖血者假扮患者亲友在一些医院、北京市血液中心等采血点“有偿献血”,从中获取高额利润。多家大医院的医生称，缺血已经成为北京的常态，面对公共血库无血可用。患者无奈买血、医生难以干预的背后，是公众对无偿献血的误解和献血制度的困境。互助献血：400cc400元，正规三甲医院，当场发放献血金……”这是南三环中路刘家窑地铁站外的一张小广告。记者打通广告上的电话，对方称，只要 是正常工作日都可以来“有偿献血”,不限血型，400毫升400元，地点在医院内，“正规采血，很安全，到五棵松地铁站打电话就行。”

10月16日下午两点左右，记者按约定抵达五棵松地铁站，电话联系“血头”后，一名东北口音的男子出现，“叫啥名？今年多大？啥血型？”在随手拿的小本子上进行记录后，男子将记者带往复兴路北侧靠近四环的小公园内。此时，公园内已经有十余名卖血者等候，多为20岁出头的男青年。一起的还有另外三名“血头”,均为东北口音，一边闲聊一边打电话联系要来卖血的人。几分钟后，一名“血头”将5名卖血者带往路对面的一家大型综合医院，带记者来的男子说，“单子正在排，咱们等会过去。”住哪？附近有没有村子？外地打工的人多不多？”等候间隙，该男子还发展起了“下线”,并称自己在很多地方都有“下线”,如果想赚快钱可以跟着他干，“去贴小广告，每介绍来一个人给50块。”在此期间，一名穿着破旧西装的年轻男子走了过来，跟“血头”寒暄起来，两人显得很熟络，“血头”将这名男子的名字和电话从小本中找出，写到当日的名单上。西装男子告诉记者，自己来了好几次了，最近是在上个月。又等来了几名卖血者，下午2时40分左右，包括记者在内的9名卖血者被带往医院。众人先是被领到医院门诊大楼东侧的“爱心献血屋”,那里的公共等候区里已经坐着几名卖血者，但献血点并不在这里，而是百米开外的献血中心。卖血者被带过去后，另外几名负责联系患者家属的“血头”会挑选卖血者，并介绍给患者家属。大约10分钟后，另外一名“血头”走进来，打量了一圈后，把两名卖血者叫出屋外，介绍给一对家属模样的老夫妇。随后，“血头”对卖血者进行“培训”:“你们俩等会跟老太太进去，门口有人问就说是来互助献血的，病人叫×××，你们扮他同事。”

“血头”将患者的病情、病区床号、籍贯、单位等等信息说了一遍，叫两人记住，说完后还模拟提问。“别怕！语气硬一点”,见两人回答得磕磕巴巴，“血头” 嘱咐，这是在为医院保安的检查做准备。为了防止地下买卖血，医院献血中心门口派驻了多名保安，通过提出上述问题甄别献血者的真实身份。等了约20分钟，记者被一名“血头”叫出。“你用手机存一下家属电话，就存武月（化名）姐”,他说，等会要趁保安盘问别人时混进去，再打家属电话。按照指示，记者顺利进入献血中心，家属武月拿出一张献血登记表和互助献血同意书叫记者填写，“与患者关系就写朋友。”登记表背面是25个征询献血者健康情况的问题，武月没有提问，直接代记者在每一个问题“否”的选项上打上了勾。在此之前，武月已经试着带了两个卖血者进去，结果问题没答好，被门口的保安扣住了，她还因此跟对方吵一架，“医院没血可用，你不让我带人进去献血怎么办？”

“我爸爸得的是肝癌，手术已经排好了，没有血就得往后拖，肿瘤每分每秒都在长，我们总不能等死吧”,来自辽宁大连的武月告诉记者，她的父亲做手术 需要用800毫升血，医院申请不到血，自己在北京也没有其他亲戚朋友，只能自己献400毫升，再额外从血头处买400毫升。而这400毫升血，她要付给 “血头”1800元。对于这些“血头”,她既“感激”又愤怒，一方面对方毕竟是解了自己的燃眉之急，而另一方面，父亲来京就医本来已是花钱如流水，却还要额外花一笔费用买血。武月透露，在其父亲住院的病区，每天都有人来发卖血的小卡片，电梯广告栏的夹缝中，都能看到塞着的广告。一个在他们楼层发卡片的小伙子告诉她，医生们知道有人在卖血，但一般“不鼓励也不阻止”,患者们确实等不起。

北京某综合三甲医院血库负责人称，该医院每年闹“血荒”的时间会占到全年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夏天两个月、冬天两个月，而在“血荒”严重的时候，第一位先要保证一些情况紧急的患者用血，这时，大约会有三分之一的手术患者需要互助献血。“缺血的不只是北京，整个中国都在缺”,燕郊陆道培血液肿瘤中心副主任童春容称，她所在的血液肿瘤中心从北京落户燕郊后，成了廊坊市血液中心的用血大户，血液中心超过一半的血都供给我们了，有时还会帮忙从外市调血，但相比需求还是远远不够。她介绍，医院在降低输血标准后，还只有一半的病人能输上血，血小板则只能满足20%的需求，其余的部分都得由患者去自己互助献血。“血不够用，仅有的公共血要分给谁？我们天天都在为这个事发愁。”童春容说，为了避免有人走关系，最后只能形成一个制度，由十几名主治医生轮流分配血液，医生根据所有用血申请的轻重缓急，将有限的公共血分配下去，并且还要将分配结果公布出来，接受大家的监督。在不少医护人员眼中，互助献血成了缺血大背景下的无奈补充，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哪怕这是一个有天然漏洞的办法：“亲友”的概念难以界定，患者找不到人互助，就只能花钱找“血头”介绍血源。

但之后一些慈善捐助的使用被爆出有问题后，许多人开始不愿去献爱心，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更是浇灭了一部分人的献血热情。当年的一项网上调研显示，83.8%的人表示不愿意献血是因为制度不透明，担心献血被牟利。在信任危机下，一些人提出“为什么献血是无偿的，而到医院用血时却还要交费”的问题，事实上《献血法》规定，患者在医院用血时交纳的费用，是血液采集、储存、分离、检验等过程中产生的成本费用，目前，这项费用已被纳入近日新发布《中央定价目录》。此外，流动采血车使用效率不高，也为血液中心采供血造成了障碍。北京市血液中心主任刘江今年6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北京全市共设置街头流动采血点72个，但是实际上只有一半左右的采血车能正常工作。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台州恩泽医疗中心主任陈海啸建议修改献血法。他提出建立血液使用阳光监督机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用血收费标准，同时把血站的运营情况公开，把血液到医院再到患者之间的账算明白，减少人们对血站的不信任感。“血站应该定时向社会公布血液的去向，比如一年一共用了多少血？这之中有多少是在加工过程中的浪费？有多少在哪些医院里使用？把这些信息都集中，且在一 个载体上公布出来”,陈海啸表示，如果能够让血液采集、使用、包括用血的费用等项目透明化，公众对血液的使用就会变得放心。还有专家认为，应该建立公务员献血制度。目前，高校学生是我国无偿献血的主力军，客观上造成了每到高校放假血库就会告急的情况。

中国医师协会输血医师分会原会长刘景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完全靠献血者满足不了血液需求，国家必须出台政策。这个政策可以考虑让公务员带头献血，这很可能是一个有力措施。据了解，日本以法律形式规定，公务员每年必须献血一次，超过年龄或因病不能献血的，要到血液中心当一天负责人或组织一次献血活动。有报道称，此举使日本在1973年就实现了无偿献血完全保证全部临床医疗用血。记者注意到，现行《献血法》自1998年实施，距今已有17年，有观点认为，这部不到3000字的法律对于中国血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但其局限和弊端也越来越明显。除了上述有关血液采集管理透明化等方面的建议，人大代表们在关于完善《献血法》的议案中，还就调整献血人群年龄段和单次采血量及献血间隔时间、取消无偿献血补贴、制定无偿献血者优先用血全国统一方案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