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跨国药企做了多年创新药研发，然后辞职创业，2014年偶然的机会进入到投资领域，这两年主要以新型投资模式在帮助更多创新型biotech公司的创立与成长。”短短一段话，牛洪森概括了自己这二十余年的经历。
先后在赛诺菲-安万特和默克任资深科学家、研发主任,、全球CMC新药研发团队主席。2008～2011年任美国麦科罗夫医药技术公司CEO，从事国际医药开发和咨询。 2011年回国创立麦科罗夫（南通）生物制药公司，从事人重组蛋白和抗癌新药新药。2014年加入国鸣投资任医药创投基金董事总经理；创办中美生物医药创业投资促进会和苏比亚中美生物医药交流平台。2015～2016组建上海麦科医药技术公司和蓝石资本，从资本投资角度推动中国医药源头创新和国际合作。曾多次作为嘉宾参加同写意论坛讨论。
从著名跨国药企研发专家到一名创业者，从创业者再到做医药投资，他经历了几次身份转变。无论是什么形式，他一直是个创新医药的追梦者，一直在做一个中国新药开发和制药国际化的实践者和推动者。而他的丰富的经历使得他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和高度来看待我们今天的医药发展，并利用自己的经验在中美两地创建一个适用于创新医药的投资创业模式。
“创新学日本”
牛洪森谈到早在十年前就有了回国创业的想法。那时候中国的制药环境比较混乱，97%的药是仿制药，中国是全球原料药供应大国之一，制药企业很少投入真正新药的创制。他希望将来能以自己的专长为中国制药国际化和医药创新发展做些有意义的工作。
牛洪森在工作之余对世界和中国的制药工业和新药研发体系进行了较系统地研究。当时中国制药界有一个著名的口号是“海外学印度，国内学海正”。牛洪森根据自己的体会曾写过一篇文章提出“海外学印度，国内学海正”加上“创新学日本”的观点。印度制药在上世纪的20多年里走出了一条从大宗原料药出口到成为提供欧美仿制药的成功之路，海正则是中国药企中以原料药出口进军国际制药的成功典范。他介绍道，多年来中国制药走不出国门，在国内主要是仿制药的几千家药业就像是关在一个笼子里相互撕杀。那时中国制剂药在国际规范市场还几乎是零，国内医药创新的环境更是艰难。提倡“创新学日本”是因为早年日本从做me-too创新药开始，逐步发展到成为在全球创新医药方面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对中国创新医药的一个很好地借鉴。那时很多新靶点和First-in-class原创新药并不是日本发现和首先推出，但日本能很快地跟进研发出follow up的第二代第三代me-too创新。多年来世界上销售最好的大药排名前10名中总有三四个是日本人最早开发而通过授权由国际大公司成功推向全球市场。如今日本几家大型药企也已经成为能与其他跨国巨头并驾齐驱的企业。
牛洪森表示，这两年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迈向现代化创新医药的步伐已经启动，而今天正在走的也正像是20多年前日本和美国新型生物制药曾走过的创新之路。中国已经出现了很多以创新为己任的新型Biotech公司和在创新研发方面有所作为的国内传统制药企业。这其中很多海归或独立创业或加入本土医药公司为中国新药创新带来了国际视野和新理念。
他说，近几年来全球生物医药领域取得了很多重大进展，尤其是在新靶点机制，抗体药物，肿瘤免疫，细胞疗法，基因技术等等，为中国生物医药的创新发展与投资提供了新的机遇。中国的真正医药创新才刚刚起步，很多企业和创业者还缺少资源和经验。很多资本在健康领域过去可能更多地关注器械或诊断和医疗，对早期创新医药投资的认识和投入还远远不够。中国制药和创新应该有更大地国际视野，更多地地融入国际化制药体系。创新医药投资不仅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和行业背景，更需要有新的理念。他指出“中国药物创新已经处在了一个时代的重要转折点，投资人应该能敏锐地抓住时代变革带来的机遇。未来的20年内，中国会迎来一个新药创新的繁荣，中国也将会成为继美欧和日本之后世界原创新药的发源地”。
从创新到创业的转变
牛洪森1988年底赴美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职于美国Ames国家实验室从事化学研究。1994 从爱荷华州立大学毕业获化学和毒理学博士学位，然后加入美国制药工业界从事新药研发和制药管理。在之后的十多年里他先后在跨国制药公司赛诺菲-安万特和默克制药担任资深科学家Senior Scientist，研发主任Study director, 和全球CMC新药研发团队主席 Chair of Global CMC team，参与和组织了在癌症，CNS神经系统用药和风湿药治疗领域的新药开发.
在近二十年的跨国企业新药研发职业生涯中，牛洪森参与了从小分子化学药到生化医药及重组蛋白和抗体新药的众多研发项目。作为全球CMC团队主席，他负责新药项目开发在全球范围的战略规划，技术研发，标准制定，外包管理，项目引入及外部合作。他所领导的全球研发团队成员由公司不同部门的主管和负责人组成，研发活动涵盖从早期药物候选分子筛选到临床前毒理安全动物试验和I期II期III期临床研究阶段；协调各跨部门研发包括药物化学，中试放大，安全评估，药理药代，制剂工艺与分析方法，GLP/GMP审计，CMC报批文件编写及与FDA沟通等，在新药开发和项目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为了更系统地掌握现代新药的研发和先进医药规范管理，他于2006年起在工作之余专门职攻读了著名的美国天普大学药学院的制药管理硕士的新药研发系统课程学习。在这段时间里，他更多地关注到国际医药发展和国内医药研发状况，并暗暗萌生了回国创业的念头。在2008到2010两年里牛洪森多次回国考察并受邀参与国内医药项目评委与交流和讲学。在此期间，参与了多个中美生物技术新药项目授权转让和biotech制药公司投资并购。
在经过了几年的准备后，牛洪森先后在美国创办了梅森医药技术公司（PharmaSolution LLC）和麦科罗夫制药股份有限公司（McCullough Pharmaceuticals Inc.）。2011年在中国南通注册成立麦科罗夫 （南通）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从事抗凝血生化药和人重组蛋白抗癌新药和单克隆抗体生物药开发。南通公司设立是为了利用中国出口加工区“境内关外”的优惠条件，研发生产符合欧美市国际规范市场的高端医药产品。南通联亚从2006年起在南通开创了中国第一家有特色的国际制药的成功范例。南通麦科医药的计划是像南通联亚一样在中国出口加工区做一个以国际规范管理的国际制药新尝试。
2013年公司筹划收购位于南通出口加工区的挪威制药厂“耶赛明”，经过了一年时间的谈判最后未能成交。之后为了配合与诺华合作的一个抗凝血新药开发项目，公司在另一城市收购了一家原料生产企业。在新药研发方面，南通公司在两年内建立了生物药研发实验室，完成了一系列的前期质粒构建和放大实验。2014年公司所在开发区创业中心大楼房搬迁，原来占整个一层楼的实验室和办公场搬入新楼面临重建。这时牛洪森与投资方一起策划做了新的战略调整，将部分研发中心设备和部分团队成员迁到了上海。
2014年到了上海后，牛洪森在筹备新公司的同时开始参与到一家投资公司新的医药基金。作为医药投资基金董事总经理，他接触了很多不同的国内和海外回国创业投资项目，也参与到几个前沿生物技术领域新公司的创立。而正是这一身份的转变，让牛洪森感到找到了令他感到无比兴奋的一个新的天地。
从创业到投资的角色转换
经历了几年的创业又到投身医药投资，牛洪森更体会到资本对推动创新的关键作用。中国创新医药面临的瓶颈是资本对创新的投入不足，而在早期医药开发方面的专业投资人也不多。进入投资领域对牛洪森不仅仅是身份和角色的改变更重要的一种思维方式改变。牛洪森希望借鉴美国投资新兴生物技术公司的成功经验在中国开创一种新模式。
在创业期间牛洪森被入选柳传志创办的“联想之星” 参加为期一年的CEO特训班，柳传志著名“技工贸”还是“贸工技”的讨论以及的“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为主要内容的“管理三要素”给了他在创业理念上一些很深地感触。而结合自己多年独立创业的实践经验和失败教训，他也更能够从创业者的角度思考未来资本投资的方向和选择。
牛洪森说，新药研发是个产业链，有特殊的行业规律。如果不太熟悉创新医药的行业规律，可能就会认为早期项目投资风险太大或者认为不是一个好的策略。新的发展形势需要我们的投资者和创业者有新的思维。其实新药研发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商品，并不是一定要做到最后上市销售。在美国Biotech医药创新公司和项目的投资在1-3年就可以增值退出，可以比其他领域的投资周期更短。这种模式在中国可能还没有普遍认识，政府医药园区评估项目也经常是关注何时上市销售。不少创业者把技术项目和创业公司也经常是当成自己的孩子有了感情，总是要从头做到底。世界上创新医药发达的地区如美国的波士顿和硅谷也是投资创新医药的资本密集地。他们多年来对新兴biotech 公司的发展和投资已经形成了一套成功模式和经验。美国有很多个投资早期Biotech投资基金的投资回报能够比其他的基金回报和投资效率能高很多，而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就是早期创新医药的特点和投资方式。
牛洪森强调说，投资成功的关键是要实现资本增值和投资效率。现代创新医药研发产业链上经常是不同类型的公司有不同分工。院校研究所和中小企业Biotech创业公司以及大公司在新药开发的不同阶段可发挥不同的优势。有的能做好早期药物研发，未必适合和能做好后期开发。即便真有这样的能力，一条路走下来，时间成本很大，资本投资效率也不高。世界制药工业新药研发中多年来的一个普遍困扰着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研发的问题就是管线匮乏和研发成本不升高。中小药企与跨国企业合作与授权转让是一个重要的方式。牛洪森分析认为，国际大型跨国公司对投资和引入在临床Ⅰ期Ⅱ期的项目有很大需求，他们往往在很早期的种子阶段就开始关注和投资到一些具有突破性的前沿的技术项目和平台。中小公司的早期项目研发效率可能比大公司高，但后续投入与全球开发资源不足。小型生物公司BD在整个研发过程中都需要不断地与外界合作和寻找资源。据报道，2011-2015年美国FDA批准的170个新药分子中有65%是来自小型生物技术公司，69%最终是由全球最大的25家跨国制药企业推向市场。欧美大型跨国公司的管线研发项目中有约70%左右是来自对小公司收购或授权，而这就给投资和创办Biotech生物制药公司提供了发展和成功退出机遇。在创新研发中大药厂与小型生物技术公司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生态体系。
牛洪森在2016年的一次创新医药与投资峰会上发言时强调这样的理念“公司成长壮大是成功，转让退出也是成功。”他表示，“卖掉公司不是坏事，退出后创业者可以再做新的公司和新的项目，就像生命在不断延续”。他认为新药研发在全球范围应该有不同的策略。有些创新项目可能是专注中国市场临床研发为主，而早期原创新药的思路最好是全球性的。
牛洪森谈到投资基金也往往是专注不同阶段，有的专注投资早期有的专注中晚期和并购。有人也问过牛洪森“看药的标准”，他回答：“没有一定的标准，不同项目有不同的要求。早期项目我们有的主要看技术然后再看人，很多的技术发明人并不一定适合创业或经营公司。我们的投资逻辑是发现真正创新价值和能代表未来方向的创新靶点和生物技术。但无论什么项目创新的前提条件是一定要有令人信服的科学依据”。另一方面，他也承认，“早期创新医药项目的成功也要靠运气”。他补充道，“再有专业经验的专家都有马失前蹄看走眼的时候。也正由于不确定性，投资早期创新项目和biotech创业公司才是最有魅力的地方所在。”
抱着这样的心态，他仿佛并不惧怕失败的风险。“实际上投资创新医药实际上可以比投资其他行业有更快更好地回报和资本投资效率。”他说，“我们的团队特点是由有中外创新研发经历的资深医药专家所组成，核心成员都有亲历不同的创业经验。这一点可能有别于其他医药投资机构。”正是如此，他将筹建的基金叫做“蓝石”（BlueRock Venture），希望能像从赌石中发现蓝宝石那样，不断地从早期创新项目中寻找到能闪闪发光的宝贝财富。
以资产为中心创业投资模式的实践者
投资和创业都有风险，关键是如何才能分散风险并得到更高回报。牛洪森介绍说他最近两年来一直在研究美国的biotech公司那些成功与失败背后的商务操作和资本运作，尤其是对美国那些专注于投资早期创新而发展出的资产为中心“主动投资”理念和模式产生了极大兴趣。这种投资方式往往是资本对企业界和学术界新兴的伟大科技成就或概念保持关注，并与才华横溢的企业家与技术发明者合作，围绕新技术或新概念推动创建新的创业公司。
谈到主动投资组建创新合伙制创业公司Biotech的实践与成功经验时，牛洪森提到美国几家表现杰出的早期医药投资公司，这种新的投资模式为投资人带来了比传统投资更高的投资回报和资本投资效率。为此牛洪森在2016年9月的上海亚太国际医药峰会上针对投资早期创业公司的以资产为中心和“Build-to-Exit”投资模式进行了一次演讲。牛洪森希望以及新的创新医药投资理念构建一个“像创业一样地投资，像投资一样地创业”的新型新药投资模式。
回顾美国非常成功的基因泰克公司，30年多前早期创立就是风险投资家Robert Swanson敏锐捕捉到机会，然后主找到生物化学家DNA重组技术先驱者HerbertBoyer教授共同策划创立技术公司。在公司的创立和起步阶段，风险投资人Swanson作为新创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和董事长/CEO为公司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早期投资资本造就了奇迹，基因泰克的市值在短短两年时间内从40万美元上升至1100万美元。
如果说基因泰克公司投资成功是偶然个例的话，牛洪森说道，那么近10年来在美国兴起的这种投资早期医药创新的方式已经发展为相当主流的投资模式。这其中非常成功的三石投资就是主动投资和“Build-to-Exit”投资模式成功典范中的佼佼者。这家公司2007年是由波士顿的一家中小型制药公司出来的3位制药界专家所创立，公司主要投资创建具有突破性技术生物医药公司。三石投资由于创新投资策略与业绩方面高人一筹，被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科技评论杂志评选为“全球最聪明的50家公司”之一。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三石投资业绩已经在全球2016年投资生物技术Top100风投公司评选中排名第二。
牛洪森介绍说他们未来主要投资方式是以扁平化的资产为中心“Asset-Centic”的虚拟项目公司研发和管理模式，这是与目前传统的以公司为中心的方式形成鲜明对比。以资产项目为中心的投资理念和要素是，实现创新医药资产的流动性。单个项目资产可以方便的形式融资，出售，合作，可以更早的对候选药物或进入临床研究申请的药物进行交易并获得退出回报。将主动投资合伙制模式与单一资产项目公司形式相结合，可以是按虚拟化运行不追求大而全的公司设置。单一资产项目公司新药项目开发主要以IP + 高端人才团队+ VC+ CRO模式运作，这样的公司运行高效，资本投资效率很高。以单一资产项目“为中心的Asset-Centic ”公司的特点是一般只有少数几个人管理即可，而公司背后的董事和科学顾问的人数往往比管理团队人数还多。被投资的公司是由投资者领头组建，投资公司往往在起步阶段挑选和派出有经验的代理CEO和其他管理团队角色。投资人合伙人Partner或者任命风险投资合伙人Venture Partner或企业家创业伙伴EIR是公司创建时期的管理和组织者。投资合伙人或风险投资人可视情况同时担任多家创建和参与公司的共同创始人或董事（长）/CEO。公司的技术发明人和科学家教授可作为创始股东或担任科技顾问或CSO，但一般不会全职成为公司核心管理层。公司在一定阶段可聘用正式CEO，或其他COO，CSO，CMO等。
“我们在上海和纽约成立新药研发平台和投资运作中心。”牛洪森说，“公司是一个开放合作和创业合伙制投资平台。我们专注于单一资产或者来源于新药物发现平台的项目资产组合，并围绕每个具体asset 项目公司建立基金和共同投资”。项目初期的主要工作是组建经验丰富的高效核心团队和国际商务开发，研发项目虚拟管理主要是与CRO合作。
牛洪森表示“中国创新药将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我们投资早期创新医药的模式实际上也是推动中国创新融入到全球新药创新体系的尝试。这种投资运作模式使我们能专注于研发价值跃升最大的阶段，如将项目开发至IND临床申报或POC概念验证阶段，从而可以避险风险和增加成功率，也使投资资本密度降低。”牛洪森说，贯穿这一切投资活动的主题就是资本效率，从项目开始就会设计考虑着各种合作和退出。为此他们与国际著名跨国公司和国内公司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种模式要求投资合伙人可能既是投资管理者也是创业启动经营者，不仅需要有深厚新药研发背景也需要丰富创业经验和国际商务开发渠道。
谈到这里，牛洪森向我们特意提到苏比亚（SUBIA）– 中美生物医药创业投资促进会组织。苏比亚是牛洪森和十几位中美专家于2014年共同创办的一个中美医药交流平台和创业生态圈，由在中美两地几千位制药专业人士，创业者和投资者等专业人士组成，有4个微信群。苏比亚可以为投资项目提供项目来源，科学咨询和投资咨询，可以提供国际人才资源。其成员主要在世界生物医药密集的地区，包括美国的波士顿和加州硅谷，纽约和新泽西，中国的上海北京深圳等城市。为了促进中国孤儿药的开发和政策出台，2015年苏比亚邀请了中外20多位资深专家和国家卫计委有关方面主办了苏比亚“2015北京罕见病/孤儿药论坛”。此外，苏比亚医药投资人平台有600多专注生命健康领域的投资人群体，共同投资和交流分享。
近两年来牛洪森一直在注美中两地及全球其他地区的早期医药创新创业项目，同时也在整合多项新药发现技术平台作为虚拟合作。他说，虽然创新创业资产项目可以来自全球任何地方，但公司运作在中美两地主要以张江和在波士顿为中心。中国有资本和开发优势，美国有项目和人才资源。公司重点关注真正意义的创新医药技术与突破，构建以科学和研发为驱动的新型投资模式，与科学家和企业家一起共同创建创新企业。
110102000668（1）号